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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父亲去世时他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,他经理替他父亲长期安葬了。就是说,这样他可以永久享用这块墓地的使用权。不过他母亲去世时,他经理就想,他们彼此不可能永远这么热乎。他们是一对儿;他一定是个搞同性恋的,你不也知道,他当然是个搞同性恋的。所以经理就替她暂且安葬五年。
咳,等他从西班牙回到墨西哥就收到第一份通知。上面说,五年到期了,要他办理续租他母亲墓地的事宜,这是第一份通知。永久租用费只有二十美元。当时我管钱柜,我就说让我来办理这件事吧,帕科。谁知他说不行,他要自己料理。他会马上料理的。葬的是他母亲,他要亲自去办。
后来过了一星期,他又收到第二份通知。我念给他听,我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料理了呢。
没有,他说,他没有料理过。
“让我办吧,”我说,“钱就在钱柜里。”
不行,他说。谁也不能支使他。等他抽出时间就会亲自去办的。“反正总得花钱,早点花又有什么意思呢。”
“那好吧,”我说,“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事料理了。”这时他除了参加义赛外,订了一份合同,规定参加六场斗牛,每场报酬四千比索。他光是在首都就挣了一万五千多美元。一句话,他忙得不亦乐乎。
又过了一星期,第三份通知来了,我念给他听。通知说如果到下星期六他还不付钱,就要挖开他母亲的墓,把尸骨扔在万人冢上。他说下午到城里去自己会去办的。
“干吗不让我来办呢?”我问他。
“我的事你别管,”他说,“这是我的事,我要自己来办。”
“那好,既然你这样认为就自己去办吧。”我说。
虽然当时他身边总是带着一百多比索,他还是从钱柜里取了钱,他说他会亲自去料理的。他带了钱出去,所以我当然以为他已经把这事办好了。
过了一星期,又来了通知,说他们发出最后警告,没有收到回音,所以已经把他母亲的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了。
“天啊,”我跟他说,“你说过你会去付钱,你从钱柜里取了钱去付的,如今你母亲落得个什么下场啊?我的天哪,想想看吧!万人冢上扔掉你亲生母亲。你干吗不让我去料理呢?本来我收到第一份通知时就可以去付的。”
“不关你的事。这是我的母亲。”
“不错,是不关我的事,可这是你的事。听任人家对他母亲如此作践,这种人身上还有什么人味啊?你真不配有母亲。”
“这是我母亲,”他说,“现在她跟我更亲了。现在我用不着考虑她葬在一个地方,并为此伤心了。现在她就像飞鸟和鲜花,在我周围的空气中。现在她可时刻跟我在一起了。”
“天啊,”我说,“你究竟还有什么人味没有?你跟我说话我都不稀罕。”
“她就在我周围,”他说,“现在我再也不会伤心了。”
那时,他在女人身上花了各种各样钱,想方设法装出人模人样哄骗别人,不过稍为知道他一点底细的人都不会上当。他欠了我六百比索,不肯还我。“你现在要钱干什么?”他说,“你不信任我吗?咱们不是朋友吗?”
“这不是朋友不朋友,信任不信任的问题。你不在的时候,我拿自己的钱替你付账,现在我需要讨还这笔钱,你有钱就得还我。”
“我没钱。”
“你有钱,”我说,“就在钱柜里,你还我吧。”
“我需要这笔钱派用场,”他说,“你不知道我需要钱去派的种种用场。”
“你在西班牙时我一直待在这里,你委托我凡是碰到有什么开支,屋里的全部开支都由我支付,你出门那阵子一个钱都不寄来,我拿自己的钱付掉六百比索,现在我要钱用,你还我吧。”
“我不久就还你,”他说,“眼下我可急需钱用。”
“派什么用场?”
“我自己的事。”
“你干吗不先还我一点?”
“不行,”他说,“我太急需钱用了。可我会还你的。”
他在西班牙只斗过两场,他们那儿受不了他,他们很快就看穿他了,他做了七套斗牛时穿的新服装,他就是这种东西:马马虎虎把这些服装打了包,结果回国途中有四套受海水损坏,连穿都不能穿。
“我的天哪,”我跟他说,“你到西班牙去。你整个斗牛季节都待在那里,只斗了两场。你把带去的钱都花在做服装上,做好又让海水糟蹋掉;弄得不能穿。那就是你过的斗牛季节,如今你倒跟我说自己管自己的事。你干吗不把欠我的钱还清让我走啊?”
“我要你留在这儿,”他说,“我会还你的。可是现在我需要钱。”
“你急需钱来付墓地租金安葬你母亲吧?”我说。
“我母亲碰上这种事我倒很高兴,”他说,“你不能理解。”“幸亏我不能理解,”我说,“你把欠我的钱还我吧,不然我就自己从钱柜里拿了。”
“我要亲自保管钱柜了。”他说。
“不成,你不能。”我说。
那天下午,他带了个小流氓来找我,这小流氓是他同乡,身无分文。他说:“这位老乡回家缺钱花,因为他母亲病重。”要明白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小流氓而已,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小人物,不过倒是他同乡,而他竟要在同乡面前充当慷慨大度的斗牛士。
“从钱柜里给他五十比索。”他跟我说。
“你刚跟我说没钱还我,”我说,“现在你倒要给这小流氓五十比索。”
“他是同乡,”他说,“他落难了。”
“你混蛋,”我说,我把钱柜的钥匙给他,“你自己拿吧。我要上城里去了。”
“别发火,”他说,“我会付给你的。”
我把车子开出来,上城里去了。这是他的车子,不过他知道我开车比他高明。凡是他做的事我都能做得比他好,这点他心中有数。他连写都不会写,念也不会念。我打算去找个人,看看有什么办法让他还我钱。他走出来说:“我跟你一起去,我打算还你钱。咱们是好朋友。用不着吵架。”
我们驱车进城,我开的车。刚要进城,他掏出二十比索。
“钱在这里。”他说。
“你这没娘管教的混蛋,”我跟他说,还告诉他拿着这钱会怎么着,“你给那小流氓五十比索,可你欠了我六百,倒还我二十。我决不拿你一个子儿。你也知道拿着这钱会怎么着。”
我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就下了车,不知当夜到哪儿去睡觉。后来我同一个朋友出去把我的东西从他那儿拿走。从此我再也不跟他说话,直到今年,有一天傍晚,我在马德里碰见他跟三个朋友正一起走到格朗维亚的卡略电影院去。他向我伸出手来。
“嗨,罗杰,老朋友,”他跟我说,“你怎么样啊?人家说你在讲我坏话。你讲了种种冤枉我的坏话。”
“我只说你根本没有母亲。”我跟他说。这句话在西班牙话里是最损人的。
“这话倒不错,”他说,“先母过世那时我还很年轻,看上去我似乎根本没有母亲。这真不幸。”
你瞧,搞同性恋的就是这副德性。你碰不了他。什么都碰不了他,什么都碰不了。他们在自己身上花钱,或者摆谱儿,可是他们根本不出钱。想方设法叫人家出钱。我在格朗维亚当着他三个朋友的面,当场跟他说了我对他的看法;可这会儿我碰到他跟我说话竟像两人是朋友似的。这种人还有什么人味啊?